占氏的一生，从俗界入梵界，从贵胄到法师，从府衙吏役到学术巨擘，人生际遇变化如此之大，学术成就如此令人仰慕，堪称楷模。而当时的清朝，正是江河日下、内忧外患并现的沦落期。据说占布拉·道尔吉在藏修行期间，一直与嘉庆皇帝、驻藏大臣、驻青（海）大臣保持着密切关系。值得疑问的是，这样一位逻辑思维清晰、诗赋才艺突出、人生境界恢弘的科学家，具有宏阔的济世情怀的潜修者，出身于显贵王族的有抱负青年，即便是在遁入空门之后还保持着对世俗关注--从其归乡之愿、著作的执着、韵文体自述诗中流露的常人伤感可以推及于此——的药学和佛学大师，对家国命运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意念？对清廷走向又有哪些不便言喻的预知？

这些，可能永远都是迷。

其实，《蒙药正典》本身，何尝不是一部革新之作。在当时权威著作众多、先贤和经典足以使医坛鸦雀无声的情形下，占氏敢于创新、求真和匡正，难能可贵。占氏的研究，纠正了由于梵文、藏文、蒙文、汉文乃至阿拉伯文转译之下造成的认药错讹，补充了由于药例应用与交流新增的药物，并在此基础上系统集成，形成了以“药例”为核心，以“树喻法”人体寓命学说、“穴位图示”为补充的《蒙药正典》。尽管，上述篇目依据了经典藏医著作《四部医典》的框架，但是作者的发挥、比对尤其是图示和应用药例的搜集补充，则实属难得的创新。

尤须提及的，是作者的研学动机。用占氏《序论》中所引用的《菩萨地论》中的语言来说，“菩萨寻求医学知识，是为众生治疗各种疾病，以饶益无量众生”。这种宗教情怀是无私、无我且极难实践的。占氏实践了这种情怀，他穷经皓首，不求闻达，生前事实上并未大规模结集自己的研究成果——应该确信他亦不曾期望死后有人结集自己的研究成果并借以成名。作为有情众生之一，人类诚如《楞严经》所云：“知见每欲留于世间，业运每常迁于国土”。人们往往极尽世智聪明，钓名、应景、贾卖，造作了大量的并无知见的戏论文字——信息垃圾，结果只能是水泡般转瞬破灭。若无大情怀，便无大手笔。只有不存私见、不求名闻的济世之作，方能名存青史，《蒙药正典》便是例证。历史就是这样公允，就像诚实的大地一样，对于自身繁衍的果实，它总会公正地呈献给秋天。

在勇猛精进、革新除弊和不求闻达之外，占氏还具有才情卓越的一面。据说，《蒙药正典》中的所有墨线图，均为占氏手绘，且他手绘的野人图，已被世界各国同行当做模版使用。至于诗赋境界，前述“记梦诗”已有展示。

关于占布拉·道尔吉，尚有很多谜团待解，很多基本的问题尚待权威回应。例如:我们目前通称的《蒙药正典》这个书名，是翻译的创新，还是出自权威语言？有资料显示，占氏的药学著作包括大、小《无误蒙药鉴》，那么它们到底是主题并存的著述，还是初稿与成书的关系？目前的译本是哪一部？抑或是两部的集成？有资料说，占氏除了著有《蒙药正典》，还著有一部《蒙药材图谱》，那么当前译本中的插图来源是否是取自《蒙药材图谱》？或者所说的《蒙药材图谱》就是目前通行的《蒙药正典》中的“药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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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的厘清、考据和定论。

但有一点不容置疑：占布拉·道尔吉，是中国古代蒙医药学的代表人物，是中国近代蒙医药学理论体系的主要建构者。当我们说起李时珍、张仲景、宇拓·云丹贡布、伊希巴拉珠尔的时候，应该说到占布拉·道尔吉；当我们提到《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甘露四部》《宇妥医典》的时候，应该提到《蒙药正典》。

面对占布拉·道尔吉这个并未广为人知的名字，由于其卓越的学术成就和常人难以企及的修为境界，更由于他所钟情的古老蒙藏医学内具的深邃、神秘的东方智慧，我们尤应心生敬畏，心生自豪，心生喜悦。

作为草原人，我们更应该骄傲我们的“草原药王”，更应该骄傲我们的草原在医疗、文化、宗教乃至政治等诸领域缔造了奇迹的王者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