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布拉·道尔吉的药学成就，结晶于其药学专著《医病甘露无误识别善巧明鉴所现妙状·华丽眼饰》。这是一部藏文著作，是占氏在整理前人有关药学专著基础上，结合蒙藏诸医经验，完成的一部完整系统的蒙药学经典著作。通行译本一般称“《蒙药正典》”。

关于编著此书的目的，从占氏自己所写的著作“序论”和“结尾诗”可以解读出两个方面：第一，作为一名佛教徒，透由完成一个佛教徒必修的“五明学”之“医方明”功课，发挥医药本具的“财布施”价值及救度死亡的“无畏施”价值，自利利他，自度度人。第二，占氏认为：“有些边远地区的医生由于未曾见到精深的医典”（这里指较为系统完善的藏医典），以及“未能继承前辈医师之规范仪则”，所以在认药方面错讹甚广。在序言中他申明：“尽管值得学习的传统医药学知识像大海般浩瀚，但是摄取唯一的精华部分则是药物的识别无误”，从而将修习“医方明”的重点放在药物识别上。在后记中占氏说到：“我们蒙古地区在鉴别药物方面失误甚多，为引起自身注意，为方便正确鉴别药物，在此编著此书”。

综上，占氏编著《蒙药正典》，一是积集佛乘的资粮，二是勘误药例的错讹。

《蒙药正典》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树喻分类法”，纲领性地阐释有关人体生理、疾病诊断、治疗方法的“树喻理论”。第二部分介绍“药例及器具形状”，载有共九大类、879种药材，配有570幅手绘墨线药物插图，大部分药材名称用蒙、藏、满、汉四种文字对照标明，对每种药材的来源、生境、形状、性味、功能等均有准确描述，纠正了当时蒙古地区的药名混淆和错误。这部分还描述了一些疗术使用的器具。这是全书的核心部分，也是占氏药学成就的核心。第三部分介绍“人体图像及寓命之处”，记述了人体各部分划分法及身体关键部位解剖学内容。第四部分介绍“放血、针刺、火灸穴位”，附有4幅人体穴位图，记载了300多个穴位。

总体上，《蒙药正典》依循成书于公元八世纪、由历史上极富盛名的藏医大师宇拓·云丹贡布所撰的《四部医典》，对照藏医学经典著作《蓝琉璃》《祖训》《无垢水晶鬘》，及蒙药学经典著作《认药水晶鉴》等，对各类药物排比归纳，一一鉴别、认证，明确药性、药力、药效，进行了翔实罗列。虽然初衷在于以医药典籍为规范对药物进行勘误，但事实上《蒙药正典》却是一部全面、系统、极富特色的药学集成之作，尤其是对药源分门别类，进行了系统校定，极具蒙药索引功能。同时由于纲领性地涉猎人体生理、解剖、疗术、诊疗等基本问题，便增强了著作的方法论意义和基础理论价值。不妨说，《蒙药正典》搭建了近代蒙药学理论体系的基础，又极具实证和应用价值，是一部难得的匠心之作。

关于著作的成书年代，目前可供考据的文献只有原著“后诗”结尾处的文字：“（本书由）黄帽派施主、奈曼居士占布拉道尔吉著。后赴雪域西藏再次进行精心修订”。也有简译为“黄冠派斋主、奈曼乌巴什占布拉道尔吉著”的。

显然，初稿的完成，乃是在占氏尚未落发出家的“居士”时期，是在赴雪域高原之前完成的。所谓的“居士”或“斋主”，是指已经皈依佛门、受居士戒、但还没有出家的人。有时出于某种嘉许和表彰，尚未受戒的人士也会被佛门人士敬称为“居士”、甚至“菩萨”，当做别论。在语嫣严肃的著作后跋中，作者既然自称“居士”、“斋主”，且使用了世俗的名字而没有使用庄重场合应该使用的法名，则著作初稿，应成于占氏已皈依佛门，精神上脱离了世俗，但尚未落发出家之时--身为居士的时期，或至多前溯至占氏尚未受居士戒、但已有皈依倾向的时候。

资料显示，“嘉庆十九年（公元1814年），占氏二十三岁，拜孜唐·堪布阿旺喜拉布为师，皈依佛门”；“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占氏二十五岁，在孜唐·堪布阿旺喜拉布尊前受居士戒”；“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占氏二十七岁，第一次去西藏札什伦布寺，拜拉孜巴·益希丹森为师，受沙弥戒，正式出家，法名叶喜端如布丹毕扎拉赞”。据此，《蒙药正典》的最早成书，大体为占氏二十三至二十七岁之间，即嘉庆十九年（公元1814年）至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之间。或者，最早成稿年代，可溯至占氏婚娶前后——十九岁上下，那时他尽管还没有受居士戒，但在理论上亦可被称为“居士”，从而将成书年代再向前推四、五年。但是，成书绝不可能迟于占氏二十七岁在西藏受沙弥戒之时。

至于著作“精心修订”最终成稿的时间，由于线索粗疏，从占氏二十七岁赴雪域西藏，一直到他六十四岁圆寂为止，三十七、八年时间皆有可能。可能性更大的是成稿于清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占氏三十三岁之前，占氏在赴藏的最初六、七年之内便最终完成了这项工作。因为一方面，一部著作的形成大体上应处在一个持续的时间段，占氏在赴藏前完成的初稿，在赴藏后最初几年内完成修订的可能性最大，这个时期也恰恰是占氏几番就学于不同寺庙的满巴扎仓（黄教寺庙医宗院）、研习大小五明的时期，正深受寺庙医学教育的熏染，完成一部药学专著的因缘颇成熟。另一方面，在占氏三十三岁之后，他已经步入了修行次第的提升期，之后二十多年的出世修行，涉及闭关修习、修习密乘的大威德金刚以及著述完成佛教密乘著作等绵密的任务——尤其是进入密宗四续部教法的修习阶段后，占氏便进入到修行的“孤绝期”，很难期望彼时的资深佛子，孜孜于一部冗繁琐细的药学书稿，得暇拾起并精研细修直至完成。因为毕竟，医药学研究对于一位僧人而言，“俗谛”成分还是较大的。因此，很可能，在三十三、四岁之后，占氏便不再关注我们今天一再提及的《蒙药正典》 ，已经把它当作漂浮于无常世间的一片过眼云烟了。

依上述分析，从最初落笔到最终完稿，《蒙药正典》大体上持续耗用了占氏二十三岁至三十三岁之间十年光阴，即嘉庆十九年（公元1814年）至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这段时间。显然，这一时期是康乾盛世潜伏的故有危机日益显现、王朝运势急剧下滑的时期。

关于成书地点，文献尚不能提供确切线索。从当时黄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及占布拉·道尔吉本人早期的学修经历推断，应是其受居士戒且经过专心致志的寺庙学习后，在相对清静的写作环境中完成的。尤其是，蒙医药学的师承特点，决定了占氏的写作少不了学修精深的“上师”指引。因此，成书地点极有可能是黄教兴盛的昭乌达盟，或寺院学修氛围极浓的卓索图盟（占氏岳父家所属的盟），也不排除在青海藏区寺庙中完成这项工作的可能性——因为青海的特殊区位和民族构成，使其很早就成为藏传佛教向蒙古地方传播和蒙藏医学交融研学的苑囿。尤其重要的是，上述地方寺庙中的满巴扎仓皆有可供依止的精通蒙藏医药学的“上师”。

做为一位声名极高的蒙药大师，占布拉·道尔吉一生中治疗过多少病患，有过哪些传奇的行医故事，已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做为一位颇具济世情怀的佛教徒，占氏一定秉承“身布施”和“无畏布施”的利众救苦精神，不问贫富贵贱地努力施展过他的医术与药方的奇效。他的著作中，对各种药原性动植物、矿物的精准纠错和分析描述，以及对疗术穴位的图解，尤其是传神的手绘图示，所呈现出的与通行经典的不一致性（创新性）表明：它们很可能来自采集实践甚至临床实践。作者的序论中也有“使药书诠释与作者经验相结合”之语，可见著作绝非一般的剪辑戏论之作，具备深厚的实证基础。

一部药学著作，从最初成稿到最终修订，从蒙古荒漠到雪域高原，时间跨度十年左右，空间跨越数千里，最后终于得以完成，占氏之用心可见一斑。尤其是进入佛门之后，在放下了荣耀的家世、娇美可爱的妻儿和优越的贵族生活后，在古寺青灯的极地修行中，投注相当的精力精修完成了这部著作。可见占氏的修行，从一开始就依托众生，所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而没有堕入虚渺避世的一己清修中，济世情怀难能可贵。